新菊的朋友圈(作者供图)

事前,我看到这段话,是觉得莫名其妙。毕竟两人恩爱,生活也很不错,何来“几行泪水”一说?事后再读,才觉得,是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启?

“我为什么要算这个日子呢?就在出事前的几个小时!”新菊指着朋友圈那段话,不住地摇头叹气,“难道真有什么预感?”

就在那条朋友圈发出几小时后,她的手机响起来。噩耗传来,何止几行泪水?而是泪流成河。

那天晚上,船老大夫妇二人上岸有事,周强一个人去水泥厂装货。散装水泥不停地被打进船舱,突然,一阵巨响震彻夜空,船体爆炸,船被炸得倾覆,一半倾斜到水中。炸飞的水泥散落在岸边,堆积了厚厚的一层,周强则被炸飞,落入水中。

新菊已经回忆不起来她是怎么从家里到达事故现场的,“我整个人都是懵的”。面对黑暗中的河流,她瑟瑟发抖。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夜半天,才在离船很远的地方找到了周强的尸体。新菊见状,几近昏倒,跟我谈起来,也是几度哽咽:“我对不起周强,他只有49岁,就这样突然走了……”

“这怎么能怪你呢?不要这样自责。”

“我活到40多岁,从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,我两口子为人处事怎么样,你是最清楚的,为什么我们会遭此大难?”新菊边哭边说,但转而又擦干眼泪,目光坚定地说,“我一定要跟他们死磕到底,该抓的抓,该赔的赔!就是得给个说法!”

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轮船爆炸的呢?”我很不解地问道。

“就是压力阀失灵,导致水泥一直往里打,最后压力太大,发生爆炸。”在新菊看来,首先要承担责任的是水泥厂,多少水泥、打多长时间应该是有数的,这样无意识地往船上灌水泥,肯定会造成悲剧。

“当地海事安检部门也要负责,对船的安全检查为什不认真?收了钱就一走了之,为什么不按时更换压力阀?挂靠的航运公司,也脱不了干系!”新菊说着说着,那股倔强劲儿又回来了。

事发后,这3个在新菊看来要负责的部门,没有一个主动联系她协商赔偿的,这让新菊非常寒心,“他们的心难道是石头长的吗?”

听到她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抗这3个部门的想法,我觉得简直是以卵击石。我宽慰她慢慢来,哪曾想,其实她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一阵了——我回家这时,距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了,周强还未入土为安,躺在事发地的殡仪馆里,因为“事故还没处理,不能就此作罢”。新菊说,周强的遗体当时从水中打捞上来后,就在岸边放着,想他这么冷的天在水里待了那么久,她心如刀割。但她坚持,不处理好事故就不移动周强,就在岸边放着。

周强一大家子人,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,就连新菊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去找人,他们都不积极。新菊对他们说:“周强以前对你们当哥哥姐姐的怎么样?如今他惨死,你们帮忙找找人都不愿意。不看死人看活人,你们还有侄子正在上大学,事故不明不白,以后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?买这个船欠了那么多钱,怎么办?你们不去也得去,你们是哥哥姐姐,必须去!”

周强的哥哥姐姐们觉得理亏,只好跟着。有关部门软硬兼施,要求家属把尸体运去殡仪馆暂放,说善后的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好的。周强的亲属们胆小怕事,被人家的态度吓着了,就想主动把尸体送到殡仪馆,还劝新菊不要鲁莽行事。新菊坚决阻止道:“事故确实不能一下子就处理好,但是,不给个说法,我们坚决不能把周强移走,更不能主动送去。存放到殡仪馆,也是一个长期的事,是一笔很大的费用,我们主动送去,也就需要我付这个钱。有关部门要处理事情,要消除影响,让有关部门送去好了!”

在新菊的坚持下,最终由相关部门出面,将周强的尸体送到当地殡仪馆存放,费用由政府给付,下一步,成立事故调查组,处理有关问题。

“哎,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”新菊和我说着,窗外有鞭炮声传来,愈发浓郁的春节氛围,更增添了这个家里的悲伤气氛,这个年注定是悲悲戚戚了。

年后,我照旧出外打工。临走前再次去看望新菊,只嘱咐她一定注意身体,万事小心些。我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想到新菊的艰难处境,怕她烦闷,比以前更主动地联系她,她也随时将这件事的动态说与我听,权当纾解自己的压力。

5

2月底,年已经过完了。新菊迫不及待地去问情况,只是“成立事故调查组”的承诺还遥遥无期。新菊觉得自己不能等下去了,事故原因很明晰,无非就是几个部门划分责任的问题,她不想坐以待毙,“得主动出击”。

她先去了几次水泥厂,可是找不到负责人——领导不是开会去了,就是出差去了。她曾在办公室里等了两天,每顿只吃一个烧饼充饥,最终没见到负责人的影子。

随后,她去了海事局。对方不认为自己有责任,说安检有船主签字了。新菊让他们把签字的材料拿来看,他们又拿不出来。“这事就等调查结果出来,该我们什么责任,我们承担。”他们撂下这句硬邦邦的话,便对她置之不理。

接着,她去了货船挂靠的公司,公司负责人说,“就收了一点挂靠费,结果要承担这么大的赔偿责任,太亏了”,不愿意给任何赔偿。新菊说要请律师起诉他,那人直接耍起无赖:“起诉就起诉,大不了坐牢,反正我不赔。”

几经折腾,事故处理依旧没有眉目。新菊一筹莫展,一度迷茫甚至绝望。她想起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来探望的小明对她说,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。当时她没听进去,现在想来,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毕竟责任方怕赔了钱家属还没完没了,若有政府部门的协调,各方都会放心吧?

于是,新菊又回到推进当地政府部门尽快成立事故调查组上面来。她召集了周强的朋友、哥哥姐姐还有娘家亲戚,去到事发地的政府讨要说法,希望能形成压力,让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问题。

去一次,来回路程四五个小时。周强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,娘家亲戚又隔得远,几次下来,新菊也不好多麻烦他们。周强的哥哥姐姐们更是令人心寒,连路上吃饭,都等着还没毕业的侄子给他们买单,开车出去,也要新菊给他们加油。每到一个部门,新菊声泪俱下地据理力争,他们也只是瑟缩在后面,一言不发。新菊让儿子捧着周强的遗像在有关部门的门前跪着,有人过来吓唬他们:“不要抱着照片在这里,影响不好,不然把你们都抓起来!”

“为什么不能抱着照片?那是他爸爸,他爸爸死得这么惨,现在得不到公正处理,他就要给他爸爸伸冤!”新菊一点不怕他们,“求你把我们都抓起来吧,我们孤儿寡母,到了这个地步,也没办法活下去了!”

她说着,扯住那人的衣袖,把他的衣服都扯破了,那人落荒而逃。

“他们那些公务人员也挺不容易的。”跟我说起那个场景,新菊还笑了。

然而,3家责任方谁也不愿轻易做出承担责任的许诺,他们都在观望,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,希图把责任最小化,赔偿能拖就拖,能躲就躲。

就这么跑了一阵子,亲朋好友不再继续帮忙,新菊也让儿子去上学了。她自己一个人不停地往返事发地的政府部门,奔走呼号,推动有关部门及时处理,当中的艰难和煎熬,不是别人能体会的。

最终,新菊磨破了鞋底,终于在5个月后,逼着政府部门专门成立事故调查处理小组,协调有关事宜,当地的县长任小组长。

6

即便到了这一步,事情进展也并未有新菊想象中顺利。

首先是责任划分——水泥厂承担60%的责任,另外30%的责任由海事船检部门和挂靠公司来承担。可是,没有哪一家爽快地掏钱赔偿,海事安检部门坚持自己没有责任,挂靠公司的负责人居然直接跑了。

“那还有10%的责任呢?怎么没人承担?”新菊迷惑地问县长。

“另外10%是船主自己来承担。”县长语气平平。

“我们已经家破人亡了,还要承担责任?”新菊想不通。

“我们这个处理小组,只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协调问题,至于法律问题,你还是要找律师,能协商好更好,协商不好,还是要走法律程序,要通过起诉的途径来达成——毕竟现在是依法治国,不是人治,我这个县长也不能说抓谁就抓谁,还是要通过法律。”

随后,县长给新菊推荐了一个律师,新菊通过律师递交了诉状。

律师给她详细分析了各种情况:水泥厂问题不大,60%的责任,他们也没有太大异议;海事安检部门和挂靠公司坚称自己没有责任,不愿承担;至于船主的经济和法律责任,新菊可以给她哥哥出具一个谅解书,这样可以免除哥哥的刑事责任,至于周强的法律责任,“他人已经不在了,经济责任,你们船主自行承担10%”。

至此,法律上的问题新菊比较清楚了,有了这个方向,往后也有了依据。

8月份,我因事回家,到新菊那里坐了坐。她满脸倦容:“真的,我鞋子都快跑烂几双了。”

“如果是我,我会放弃的,这么难,简直不敢想象。”

“我也就是拼着这一条命了。”她疲惫地说。

长时间的奔波,让新菊感到身体不适、腰部疼痛,她到医院检查,被诊断为严重的肾积水。从动手术到出院,一个多月的时间,周强的家人没一个去探望新菊。她彻底看透了这家人。他们的冷漠,让她更加坚定了讨回公道的决心。

9月初,身体稍有恢复,新菊又去找县长——县长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,即使事先电话联系好了,到了县政府,有时他开会,有时他出差,有时他忙别的事,经常去了几次也找不到人。新菊只好在办公室外等着,从早上等到晚上,随便对付几口饭,吃几口冷硬的馒头,喝几口凉水,找个简陋的旅馆住下,接着等。

等见到县长,她便声泪俱下地说:“既然事故责任早已划分清楚,该赔偿的何时才能到位?出了这么大事情,人也死了,买船借了那么多钱,债主上门逼着要钱。为了这个事,我也不能工作。儿子还没工作,生活都成问题,就等着这个赔偿款还债……”

听她哭诉良久,县长也起了恻隐之心:“我很同情你的遭遇,我安排人再催促一下水泥厂方面,让他们尽快赔付到位。”

她又去找律师:“逃避责任跑掉的人,就没有办法了吗?难道跑了就万事大吉了?”

律师告诉她,法院已经建立了赔偿账户,第一批水泥厂的赔偿不久就能到位了;海事安检部门还在沟通协商中;“至于挂靠的轮船公司负责人,公安部门也在实施抓捕”。

在各方努力下,海事安检部门也认了责,把赔偿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。逃跑的那个公司负责人,也最终被公安抓了起来。

到了2016年初,新菊那句“该赔的赔,该抓的抓”,总算是落到了实处。至于赔了多少钱,新菊没有说——财产赔偿按实际损失,由保险公司赔偿,除去船的本钱外,邻居都猜测大概还有100多万。

至此,在殡仪馆里躺了一年的周强,总算可以安心了。新菊为周强讨回了说法,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,她把葬礼办得很隆重。

葬礼上,新菊神色疲惫,但眉眼之间更添了些倔强:“不管怎么样,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,我和儿子会好好生活下去的”

听她这么说,作为朋友,也放心多了。

7

新菊的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南方城市找到了个好工作。她也继续在自己的出纳岗位上勤勤勉勉。有时我们在微信上聊些家长里短,偶尔还能看到她朋友圈发的广场舞的视频。

让我惊讶的是,2018年,她居然考取了初级会计证。

“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考下来,我居然考上了。因为有这个证,工资也因此增加了不少,就是以后再找工作,也更容易。”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此时,她已经48岁了。

这一年,新菊把刚住了几年的房子卖掉了,得到50多万,又把赔偿款拿出一部分,给儿子在工作的城市付了100多万的首付。

她不想再住回到我们家属院的老房子里去,在老城区的繁华地带租了房子,独自一人居住,每天按部就班上班,晚上到附近广场跳舞,日子过得平静,也慢慢走出了那段人生的至暗时刻。

2018年年底,她告诉我,她粮校的同学,要给她介绍对象。

“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,你应该有自己的幸福。”我为她高兴,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

没想到,那个“对象”就是小明。当年周强的事,他虽然不方便处处亲力亲为,但是总会在关键时候给出主意,新菊很是感谢他。在周强的事解决完不久,小明的妻子查出癌症,很快便去世了。

后来开同学会,有个同学对新菊半认真半调侃道:“这都几年了,人家老周说不定在那边早就找人了,你也该考虑自己的事了。”随后,便撮合新菊和小明:“自从他妻子死后,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,女方什么行业的都有,也有未婚的女性,可是他都没有同意。”

在同学的牵线下,两人也慢慢聊起来。有好事者把新菊的新恋情说给周强的大姐听,周强大姐愠恼,“不要跟我说这些,我不想听”。新菊不在意这些,毕竟周强已经走了3年多了,是时候考虑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了。

2019年中秋节前,新菊正式嫁给小明。

这么多年的朋友就要远走,我心里五味杂陈,既为她找到新的幸福高兴,也为朋友的远去伤感。在她走的前一天,我请假去她娘家送她。婚礼当年早上,我和前去送她的客人们从宾馆到她家楼下,新菊在娘家人的簇拥下打着红伞,穿着紫红色的蕾丝裙,走上了新郎的车,49岁的她,身影依旧娉婷。

看着远去的车影,我又想起了这个倔强的女人经历的起起伏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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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《江湖儿女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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