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后,小爸带着小花小朵去市里过完了暑假,要开学时,他的照顾也难以为继了——小姐妹准备回原校上学,小爸家在市区,离得很远。检察官权衡了几种方案,最终决定让村支书来担任姐妹俩的临时监护人——这事实上是激活了“国家监护”这个兜底的措施。

小姐妹上学的学校还不在居住的本村,在相距十几里的邻村。考虑到实际情况,村支书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寄养家庭。姐妹俩周一到周五住校,周末去寄养家庭。检察院又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金,每个月拨给寄养家庭800元。

事情才算是暂时解决了。

6

2018年10月下旬,警方来到姐妹俩的学校。

小花是很重要的证人,案发当时考虑到她年龄还小,办案人员决定给她一段时间用来平复。此时案件即将移送审查起诉,他们决定再问小花一次。

出现在大家面前时,小花佝着背,看起来有些害怕。校长说,此前小花的状态调整得还不错,但把她单独叫到办公室,她明白是什么意思,“肯定又要问她和爸爸妈妈有关的问题了”。

临时监护人村支书在,班主任也在,民警让小花别害怕,先和她聊了一会儿,之后又说,“有些事我们还不明白,现在想问你,知道的你就告诉我。不要说谎,好吗?”

“你母亲在世的时候,你父母在家里面是否有打架吵架发生?”

对面就是长时间的沉默。民警说,感觉小女孩当时坐在自己面前,窘迫得像要哭了。

“你不要紧张……你记得有没有过?不要紧的。你就说,有,或者没有……”

小花突然打断了民警,“有过”——这两个字,是带着哭腔非常用力地说出的。

“这个有过是什么时候?”

“有好多次了。有的时候拿手打,有的时候他把鞋脱下来,抽我妈妈的脸。”

民警拧开一瓶饮料递给小花,女孩摇头又摆手,警察说拿着吧,把饮料放在小花身边。

接下来小花说了很多,说以往父亲常打母亲,“爸爸说,让我看住我妈妈,不让我妈妈跑,跑了他会打我。但是我看不住,我爸爸回来就打我。”

小花还说,在家里爸爸打妈妈最多,其次是打她,也打妹妹,但少。在整个对话中,小花哭得最委屈的时候,是回忆有一次父亲打她,“他在路边喝了点酒,我下了自习,他接我,半路上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,突然打我,踩了我好几脚。”

民警没想到小花能全盘托出,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燕子去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小花断断续续地说,那几天父母闹得很凶。第一天“打了一天,然后晚上睡下了,第二天没打”,到了第三天,也就是案发那天,“我爸爸又发火了,打我妈妈”。

小花说父亲拿着擀面杖冲母亲说,“这又不是你的床,你为什么躺着?你要再不起来我就拿这个打你了。”母亲很想挣扎着起来,但是起不来,“身上疼的”,后来父亲就又去打母亲了,“把擀面杖打断了”。

“他把我妈打死了,然后他说,让我把那个擀面杖扔了。”

案发后,警方确实曾在村垃圾池里找到一根断成两半的擀面杖。但大强在讯问时却说,看不出这个是他家的。在这根擀面杖上,也没有提取到他的DNA信息。

至于为什么第一次做笔录时说了谎,小花说,当时父亲跟她说,“只要警察来了你就跪下”,“还有其他人说,不敢让你爸爸坐牢,你爸爸坐了牢,没人管你”。

民警问这话具体是谁说的,小花沉默了。最后,她用一种很安顺的语气说:“我也不想让我爸爸坐牢”。

笔录快做完时,可能是下课了,很多孩子涌出教室,在操场上玩耍打闹,那些声音衬得这间屋子的静默十分“刺耳”。

在警方的执法记录仪里,很清晰地记录着,在一旁陪着的大人里有人一直抽烟,有人全程低着头看着地面,气氛唯一有些活泛的时候,是当民警跟小花确认,“从你记事的时候,你爸爸就打你妈妈了?”小花很快回答,“早就开始了,还没生下我的时候”。有人笑了,跟小花说,“你没生下来的事你不知道”。

得到这一关键性的证词,民警带着大强回到村子,要他指认几次追打妻子的地点和过程。大强不肯配合也在警方的意料中。一下车,大强就开始干嚎,民警不得不再三提示他“消停一会儿”。

大强跌跌撞撞地走下土坡,走向自家的窑洞,民警问他在哪儿拽妻子头发时,他说:“我没拉她头发啊”;民警强调有证人证言,大强把眼睛一瞪,“啥证人证言,我没听过”;民警几次坚持让他抬手指认照片,他不肯,一会儿说觉得丢人,一会儿又说不用。

在村里走了一大圈,有不少人来围观。大强骂骂咧咧地说:“谁作证了,我出来就找谁”。民警让他闭嘴。

7

办案的过程中,检察院联系了团委。从2018年开始,当地团委培训了一批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如社工、律师、心理咨询师、老师等,服务涉案的未成年人。

事实上,小花、小朵姐妹俩不在常见的服务对象范畴里,她们并不属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,也不是直接的未成年被害人,但检察官却认为她们很需要专业服务介入,“她们是最受影响的人,她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对母亲施暴,这种心理阴影可想而知。”

2019年1月,团委派出的两名女性维权专员来到学校。

校长告诉二人,小花对陌生人很警觉,民警来找她的那次,回教室的时候她几乎连路都走不稳。那天晚上,是学校的两个女老师陪着姐妹俩过了一夜。

这一次,校长不建议维权专员直接接触姐妹俩。维权专员想了一招,寒假临近,她们决定给全体小学生上一堂安全自护课。上课的过程中,她们一直暗中观察着姐妹俩。

“小花一直蜷缩着,好像随时要担外界一个打击的感觉。”维权专员注意到小花的身体有些局促,“但和同学在一起,她也不抵触”。妹妹小朵的状态要自然得多,“小朵天真烂漫一些,好像什么都不管。”

课后,维权专员又去寄养家庭看了看,没想到了解到了一个新情况。

村支书给小姐妹找的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坚持了一个来月。那家老人突然生病,不能继续照顾了。村支书紧急找了一户私交好的人家,求人说就帮忙照顾几天。但这一照顾就是2个月,眼看着要过年了,第二个家庭告诉维权专员,他们肯定不能再继续照顾姐妹俩了。

维权专员了解到,孩子的亲戚里,也就孩子们的“小爸”比较积极,就和他商量。对方表示寒假可以把孩子们带到市里过年,等寒假结束再让村支书找个合适的寄养家庭。

寒假期间,姐妹俩住在市里,离团委的活动基地近了,维权专员这才向姐妹俩表明了身份,“我是团委派来帮助你们的,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”。

维权专员给小花做了一次心理评估,发现她有一些焦虑情绪和敌对情绪。相熟后,小花也和维权专员谈起过父母。她说等父亲判刑了之后,她不会去看,“我问她为什么?她说我怕我妈妈伤心。”

两名女性长者的出现,可能弥补了姐妹俩对于亲情的缺失。有一次,另一个孩子来基地参加活动,维权专员感觉小花不太高兴,活动结束后小花才解释,“我不愿意看着你们对别的孩子好。”

寒假结束,村支书给姐妹俩找到了新的寄养家庭。新学期开始,维权专员更多用微信和姐妹俩联系——两人分别拿着父母的手机,用着父母的微信。

一个周末,小花跟维权专员说,同学说她们姐妹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。“我问她,你当时心里想什么。她说我恨他们,我不想跟他们玩儿。”

“不能因为这件事情,让她失去了正常的朋友。这是她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。”商讨后,维权专员们准备了一些书籍,4月份时带去了学校,宣布学校里将设一个图书室,各年级都有一个图书管理员。小花就是六年级的图书管理员。

她们希望小花能锻炼与人交往的能力,“让她多体验一些好的感受,创造机会去强化。”对这个职务小花很认真,有一个周末还专门发语音问维权专员,“老师,我想把那些发的书全收起来再分配一下。”

在持续的引导下,小花的情绪越来越稳定了。也会经常上传一些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小视频。2019年母亲节那天,小花还发了一条祝福视频,她冲着镜头说,“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”。

8

2019年6月底,小花的升学考试已经结束,妹妹小朵的期末考试正在进行。小花明显有些焦虑,考试一结束就发微信问维权专员,“我们暑假去哪里呢?”

寄养家庭里的奶奶暑假想去市里带孙子,但沟通后奶奶也表示,如果实在需要,也可以继续在村子里照顾姐妹俩。

维权专员又和孩子们的小爸联系了几次,但对方的态度摇摆不定。打电话、发微信总得不到及时的回复,过一两天又说,因为在某个村子,信号不好之类。

面对小花几次听上去很急迫的询问,维权专员也不知该如何答复。这样僵持了两三天,等到小朵考试结束的时候,我们一起到村子里看孩子。校长、镇长、维权专员,所有人坐在一起商讨决定,如果小爸不来接,孩子就在寄养家庭过暑假,然后相应地提高生活补助。

我终于见到了姐妹俩。

在冰冷的案卷之外,在所有人的描述之外。小花看见我有些害羞,小朵不太怕生,维权专员提示小花喊人,小花腼腆地和我打了个招呼。

过了一会儿,小爸意外出现了。他说刚好在县里有事,想想干脆开车回村吧。有一个学期没见到小爸了,小花不说话,小朵先喊了人。

小爸和寄养家庭的爷爷奶奶聊了会天,在外面沉默地抽烟去了。小朵跟了出去,透着窗子,我听见她在回答小爸的问题,说自己期末考得怎么样。

回来后,小爸发了话,说要带姐妹俩回市里过暑假。姐妹俩立刻开始整理东西——收拾了两三本书后,小花翻出了一张姐妹俩和母亲的合照,A4纸大小,塑封着——维权专员问照片带不带,小花倒像有些不好意思地拉高了声调说“不带”,再问她“不带吗”,她又说,“带”。

第二天,我去小爸的饭店里找他,他说自己确实有顾虑。有段时间,他对维权专员的介入有些抵触。他感觉维权专员们对孩子太客气了,“该批评还是要批评的”。寒假的时候,小花和他闹了点不愉快,他批评了几句,气头上说了句“我当时就不该管你们”,万万没想到小花立刻顶嘴说,“你就不该管我。你不管我,人家政府管。”

小爸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20多,小儿子18岁,他这辈子也没想过自己会和小女孩打交道,有时候他想给姐妹俩买衣服都买不了,得让妻子带着去。

“像我的两个儿子我有时候还打两下,这两个孩子,从来不会动一根指头。”说话间,语气里就带着灰心。很快,又像宽慰自己一般,“咱毕竟年龄大,和她们父亲的亲情也在,我还得管的。”

维权专员告诉我,小姐妹确实存在一些问题,比如小花对待长辈不是很尊重。

2019年5月,办案人员曾去寄养家庭问过孩子们的生活情况,当时问孩子们在家怎么称呼他们,爷爷尴尬地笑,“叫不上,从来这儿,就没叫过我”。

所以这次暑假,维权专员也很担心姐妹俩在小爸一家的处境,叮嘱了小花好几次,“你应该主动地关心小爸小妈,每天他们回家,你可以问问他们累不累呀。”

为此,维权专员还设计了一次特殊的课堂。

课堂从姐妹俩喜欢的唱歌跳舞开始,蹦蹦跳跳后,气氛暖起来了,两个孩子坐下来。第一部分是一个扎气球游戏。维权专员拿出一根牙签先做示范,把气球放低,对着远处,拿着牙签扎下去。

“啪”,气球破了。

姐妹俩交换了一个害怕又兴奋的眼神。她们也学着,可是扎了好几下,气球都没有破。

维权专员就拿过一个气球说,“你们摸摸气球,是不是头和尾部软软的,再摸摸它肚子最鼓的地方,是不是有些硬?你们只要拿牙签,扎它最鼓的地方,这样一下就能扎破。”

“啪”,气球破了,姐妹俩笑了起来。

“气球鼓得最中间表面的张力最大,一碰就爆。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有的小朋友胖胖的,有的比较结巴,这就是他们表面张力最大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不注意,随便去碰最弱的点,对方就会不高兴,一下就爆了。所以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要有礼貌,接受别人的弱点,不轻易触碰。是不是?”

维权专员还准备了一个故事。

“大森林里,有一天小熊过生日,它准备请四个好朋友来家里吃蛋糕。首先它给长颈鹿打电话,‘喂,你是长脖子的家伙吗?你今天下午到我家来吃蛋糕。’长颈鹿听了不高兴,说我才不去,挂断了电话。小熊有点纳闷。接着他给小猴子打电话,‘喂,你是红屁股猴吧?红屁股猴,今天我过生日,晚上你到我家来吃蛋糕’,猴子听了不高兴,话都没说直接挂了……”

姐妹俩听得很认真,小朵时不时咯咯地笑。故事讲完了,维权专员请小姐妹替小熊纠正一下。

小花先说,她站起来,想了想,说,“长颈鹿你好,今天下午我生日,你来我家吃蛋糕吧。”小朵接着,她说,“小猴子,对不起,上次的事是我太着急了。我给你道歉。今天下午是我的生日,你来我家吃蛋糕。”

后记

离开前,我跟小花道别,她问我去哪儿,之后,又用一种幼稚却十分认真的语气说,“你们为什么不能就在这里住呢?”“在这儿没地方住吗?”我解释之后她说,“好吧,再见了。”

到底要不要直接给孩子们零花钱?我也问过维权专员。小花有些过度依赖手机,大人们不建议直接给她钱。可我还是想让孩子高兴,就给小花发了个微信红包,让她暑假去买几本书看看。等我飞机落地,我看到了十几条未读信息,都是小花发的,问我在不在,说她没有微信的支付密码,用不了钱。

小花有一个习惯,但凡微信找人,一时半会找不到,就会很急切地发很多段语音,都是一两秒,打开来听是她在问——“在吗”,“你在吗”,“在不在呀”。

2019年7月,大强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案件开庭。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,他将面临十年左右的刑期,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承担照顾女儿的责任。等到他重新回到姐妹俩身边,也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。

维权专员和孩子们的小爸聊过,未来怎么办。反复更换寄养家庭对姐妹来说不够稳定,也有很多意外风险,她们也考虑过是否要送姐妹俩去福利院,但是小花不愿意。小爸听明白了维权专员没说出来的意思,他说,他要等到再见到哥哥大强的那一天,问问大强的意见。

2019年的暑假一转眼就过去了。小爸说,孩子们这次的表现挺好,“好像一下就懂事了”。

人物均系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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