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,这几个刺头又把一个瘦弱的男生夹在墙角,准备“挤油渣”——这是一种很粗暴的“取暖游戏”,把一个人逼在墙角,几个人用力向那个人的身体上冲撞挤压取乐。没想到,那个一向逆来顺受的男生趁他们使劲儿的时候,突然从墙角溜了出来,离他最近的刘特收势不及,人直接撞在了墙上。

男生慌忙解释,说自己被挤得太热了,出来吹一下冷风。刘特嘴里喷出一连串的脏话,揪起男生的衣领往操场边拖:“晓得你热得很,好,我就送你到河沟里降下温!让你好生爽一下!”

已经是腊月,气温接近零度,操场边的河沟里,水寒冷刺骨。那个男生拼命挣扎,几个刺头抓手的抓手,捉脚的捉脚,哄笑、谩骂着把他扔进了河沟。虽然浅水刚刚漫过小腿肚,但那个全身湿透的男生还是站在水中直打寒颤。

刘特得意洋洋地问:“怎么样?凉不凉快?安不安逸?”

“凉不凉快?你们自己下去试一下就晓得了!”说话间,闻讯赶来的小陈老师突然出现在几个刺头的背后,把他们一个个全推进了河沟里,“凉不凉快?安不安逸?”

几个刺头猝不及防,一下水都成了落汤鸡。第一个落水的刘特还没认清说话的人,爬起来就骂:“哪个龟儿子搞我?老子上去弄死他……”

“你要弄死哪个?!”小陈老师拖过一把竹扫帚,劈头盖脸地打下去,“听听你说的话!你是什么人?你是学生!这里是哪里?是上课读书的地方!动不动就要弄死这个弄死那个,你跟社会上那帮混混有啥子区别?今天敢把人扔到河里,明天是不是敢拿砍刀来砍人了?好哇,来呀,来弄死我啊!”

我们从没有见过小陈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他的脸煞白,说话又快又急,手里的竹扫帚毫不留情地打在刘特他们几个的身上、脸上。被欺负的那个男生站在一旁,不知所措。

“你还站在水里面干嘛?还没泡够吗?还不快点给我滚上来!”小陈老师把竹扫帚扔给班长,弯腰把那个男生拉上岸,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胡乱套上,恨铁不成钢地说,“嘴巴长来是干啥的?是说话的!一看就知道这种事不是头回,早干嘛去了?不晓得跟我说吗?!”

说完,他又转过头对嘀嘀咕咕的刘特他们说:“火子儿没落到自己脚背上不晓得痛,你们就在水里站着,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上来!”

他板着脸交代班长:“你就在这守着,谁要敢上来,就用这个竹扫帚给我打下去!”

说完,他拉着那个男生就走了,还亲手给他煮了一碗姜汤驱寒。

这件事之后,那几个刺头老实多了,再看到小陈老师,也不敢勾肩搭背了。

期末考试临近的时候,我们迎来了中学时代的第一场家长会。

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这次家长会的“明星教师”——他的英语课纪律是最好的,考试成绩也是年级最好的。他“为人称道”的教学方法是:单词默写,错一个打一下手心;短文背诵,错一处打一下手心;每次月考前,每人定一个目标分数,差一分打一下手心。会前会后,父母们围着老师殷勤嘱托:“不听话就打,没得关系!黄荆条下出好人,只要是为他好的,要打要罚都可以!我们没有文化,啥子都不懂,娃娃成不成材全靠老师用心教了。”

相反,也不知道家长们从哪里听说,小陈老师正课不上,带着学生出去祸害别人家的竹子,“小陈老师什么都好,就是玩心重了些。到底还是年轻人嘛!就是不如老教师沉稳。”

听到评论的小陈老师呵呵一笑:“幸好成绩还是过得去的。”

期末考试在即,小陈老师却说,上次秋游时的竹筒饭没煮好,这次他要亲自动手,让我们吃到最正宗、最美味的竹筒饭。不过他表示:精力有限,只能请期末考试总分排年级前10名的同学,“拿通知书那天,就是我请大家吃竹筒饭的时间”。

看见平时最喜欢凑热闹的刘特蔫了,小陈老师又说:“本学期进步最大的5个同学也可以来,所以,你们懂得起噻?”

刘特突然跳起来大声喊:“懂得起!要雄起!兄弟伙们要扎起!”

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,小陈老师真的要给15个同学再做一餐竹筒饭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他借了把小锯子,切了腊肉、香菇、红萝卜碎,还提前泡好了糯米,是认真的。

上次垒的炉灶还没拆,我们几个人各司其职,拣柴火、打清水、洗竹筒……这一次,食材丰盛,大家又有了经验,最后做出来的竹筒饭,晶莹软糯,还带着一股竹叶的清香。

刘特捧着半边竹筒,手被烫得来回倒腾也没舍得放下。他找了块略平整的石头,折了双干净的竹枝做筷,吃得心满意足。

这次考试,刘特依旧是班里的倒数几名,但至少他有两科的成绩在及格线附近了。

4

“你还有哪些同伙?!”食堂的吴师傅揪着刘特,冲进我们班的教室大喊,把全班同学吓得大气也不敢出。

刘特又犯事儿了。

吴师傅说,头天晚上下了晚自习,刘特和几个同学摸进学校食堂偷东西,用试卷包了些腊肉和豆角。“小小年纪就敢溜门撬锁偷东西,长大了还得?肯定又是一群社会渣滓,你做老师的一定要严加管教!”

“对对对,我一定要严加管教!”小陈老师狠狠地剜了一眼刘特,又给吴师傅陪笑脸,说肉和菜的钱都他来补。

吴师傅说,这不是钱的问题,是行为作风的问题:“这是偷,你明白吗?要是放在以前,是要被抓去劳改的!”

“一路上都是喊我赔钱,现在又不谈钱了。”刘特站在一旁小声嘀咕。小陈老师一把抓过他,在他的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:“你给我闭嘴!”

吴师傅说,这事就应该记大过,再喊家长来,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——“还有,昨晚上的‘偷儿’有三个,问清楚走脱了的是哪两个,不要以为没抓到就算了。”

“你看错了,只有我一个,要打要罚冲我来,我不怕!”刘特梗着脖子说。

吴师傅冷笑了一声:“好,我看你在派出所里头还讲不讲义气!”

小陈老师握着戒尺,神情非常严肃,他劝吴师傅不要麻烦警察,为了不扰乱教学秩序,有啥事到旁边的教导处说。他们几个去了教导处,我们就在教室里伸长了耳朵听:

“学生犯错该罚,既然学校有校规,就按校规来罚,吴师傅说是不是这个道理?”这是小陈老师的声音。

“是是是,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嘛……”吴师傅附和。

按照我们学校的校规,学生偷窃他人财物,首次予以警告处分,检讨书500字,再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。但吴师傅不依不饶,他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,最起码得记个大过——那会儿我们还懵懵懂懂,根本不知道档案里有“记大过”的处分到底有多么严重。

小陈老师绕过了这个话题,他喊刘特过去,问他是哪个手拿的东西,“伸出来,受罚戒尺50下!”

那把戒尺我们见过,轻薄细长,打人省力,挨打的人的手就像被刀割一样疼,却不会伤筋动骨。小陈老师被惹急的时候,就会打学生平时不写作业的那只手。

还没挨完30下戒尺,刘特就哭着把“共犯”抖了出来,但小陈老师的手还没停,真的打足了50下。另两个“共犯”也没能逃过惩罚,老陈小陈父子齐上阵,教导处里的哭喊声都传进了教室。

刚开始,吴师傅默不作声,中间他阻拦了一回。惩罚结束后,他似乎有些不高兴:“陈主任这是罚给我看呢!”

老陈郑重地回答:“不全是,教不严,师之惰!家长把娃娃交到我们手上,就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吴师傅走了,老陈立即通知了3个犯事学生的家长来学校,然后又开始责骂起儿子:“孩子不吃点苦头永远不长教训,上学期把同学扔进河里也是他们吧?你身为老师,对家长负有告知的责任,应该让家长知道孩子的真实情况,而不是隐瞒和包庇!你懂吗?”

从这件事之后,温和的小陈老师仿佛变了一个人,戒尺用得越来越频繁了。我们中学3年,戒尺被他打断了好几根。

初中3年,竹筒饭被我们吃出了各种新花样。我们往里头加辣椒、加鸡蛋、加土豆、加玉米粒,加一切我们能找到的食材。等田坎上的胡豆都快被祸祸完了,我们这个班,小陈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,创造了这所乡村中学有史以来最好的中考成绩。

毕业的那天,大家难分难舍,小陈老师哭得形象全无。我们说出了真心话:“竹筒饭早就吃腻了,陈老师教下一届的时候记得要换个花样啊。”

5

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。

当小陈老师变成“陈老师”的时候,我已经在外地工作多年了。偶尔听到他的消息,也是说他依然坚守在那所小小的乡村中学里。我不明白,陈老师明明有学历、有资历,还有拿得出手的教学成绩,为什么一直没有调到更好的学校去。

2013年,新一轮的“教改”辐射到了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。为了资源整合,生源不足的学校逐步关停。我的母校,陈老师坚守20年的中学,在送走最后一届毕业生之后,也停止了招生。学校里的老师被分配到周边各学校里,极个别的老师被调往城区或条件好的学校,更多的老师是“低就”。

陈老师被分到了四中,重点中学。

陈老师一进去,教导主任就让他带初一。这是一件好事,新学校、新环境,他正好可以和学生们从零开始一起成长,不管是感情和信任度,接下来的3年时光都是值得期待的。

陈老师不是第一次带新生,带班带课游刃有余,讲课深入浅出,挥洒自如,与市里的优秀教师不遑多让;在班级管理上,他依然遵循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原则,班里学风纯正,秩序井然。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,除了在课堂上,他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了——这次学校合并,导致四中在校学生人数远超出了原有的计划,初一初二的学生只能走读,早上由家长送来学校,下午就被家长接走。

到四中工作的第二年,从教20年的陈老师,第一次被学生举报了。

那个学生考试作弊,被陈老师发现后死不承认。陈老师带他去了办公室,拿戒尺打了他10下手心,并罚写了一份检讨书。不久之后,这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送到上级部门,信中还附带了几张照片,是自己红肿的手掌。

让陈老师难过的不是学生举报他,而是这封举报信末尾的签名,不止那一个学生的名字。

我再听到陈老师的消息,是在2018年的国庆回老家。

当年教我的老师们大多都不在本地了,只有一个老校长念旧,还住在学校原址附近的老房子里。我照例去拜访老校长,才知道陈老师在那次“举报信事件”之后,离开了学校。老校长问我:“他一心一意教书育人,却换来这个结果。你也是他的学生,你说,他做错了吗?”

我叹了口气,苦笑——时代不同了,家长和学生对好老师的评判标准也不同了。

老校长接着说,陈老师不教书了,后来干脆开了一间农庄,几年苦心经营下来,生意做得很不错。我松了口气,笑着问陈老师的庄子在哪儿,老校长淡定地指路:“你顺着马路,沿着竹林走,路边有条围着竹编栅栏的小岔口,走进去就是了,好找得很。”

去农庄的路上,我的心里半是忐忑,半是疑惑,多年不见,也不知道陈老师是否还和当年一样。不一会儿,我走到了一个小岔口。再往前,就看见一个飞檐斗拱、涂了金粉的门廊。门廊正上方,用金漆写着四个大字:“聚龙山庄”。

我忍不住笑出声:“这是哪位取的名字啊?真够接地气的。”

陈老师的农庄开在一片竹林里,国庆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,各种车辆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,为了辟出两排停车位,砍了不少的竹子。

再往里走,有七八间房,里面隐约传出猜拳、劝酒的声音。我绕开前厅,穿过天井,一排美人蕉开得正盛,后院中间有棵巨大的玉兰树,树下摆了石桌石凳,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那里头碰头,叽叽喳喳地讨论怎样撑着竹筏过笋溪河。

很不巧,陈老师不在家,我只看到了师母。她手里正拿着一把戒尺,把石桌打得“啪啪”响:“陈老师马上回来了,布置的作业做完没有?你们陈老师说了,这次的模拟考谁要是没有90分,差1分打1下手心!听到没有!”

师母是一位温婉的女子,从云南来重庆很多年了,哪怕她嘴里说着吓人的话,声音也是又脆又柔的。我笑着说:“这么多年了,陈老师的手段真是一点儿没变。”

“就是呢,上次来的几个学生也这么说他。”师母说。

我看着眼前的那些孩子,听师母说陈老师是去二中拿测试卷了,心里有些疑惑。

师母说,这些孩子家在附近,平时都在邻镇的镇中学读书。他们有心上进,家长又没有门路把孩子转到城里的学校,只好在假期想法子把孩子的功课补一补。

“才上初二呢,在班上也算是中等偏上成绩,可一拿到区里比,差距就很明显了。”她叹了口气,“没办法!好老师都调走了,好学生也被挑走了,还留在‘镇中’的大多是为了应付九年义务教育的。”

一开始,是陈老师的两个朋友把孩子送来。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帮着看看作业。”陈老师碍于情面,只好带着,哪知道后来又陆续来了好些孩子。

“他这人心软,跟我说,反正农庄也走上正轨了‘一只羊也是放,两只羊也是赶’,就干脆都收了。他说再过几年环境好了,也用不着他这种业余老师了——你不知道吧?他把不在学校上课的老师叫‘业余老师’。”师母说。

我仔细琢磨着“业余老师”这个称呼,刚开始心里堵得慌——正经的师大毕业,教龄超过了20年,怎么就成了“业余老师”呢?但我再一想,又觉得这个自嘲里,似乎又有一种通透和豁达。

看着师母手中的戒尺,几乎是崭崭新的,我笑着问:“这戒尺是第几把啦?”

“自从搬到这来之后,一次都没用过呢!哪敢真打呀?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金贵得不得了,还没动手呢,讨饶认错就来了,不过是放在这里当摆设罢了!”

师母说话的时候,有个孩子悄悄地向她招手,再指指桌上的课本。一会儿的功夫,就有两三个孩子跑过来请教课业了。

我靠坐在高大的玉兰花树下,听着师母给孩子们轻柔的讲解,恍惚间听到了一句熟悉的“诱哄”:“你们乖乖的,二中的试卷要是能做90分,我亲自下厨,给你们做竹筒饭吃!”

“好哇好哇!你做的比陈老师做的好吃多了!”

我微微一笑,不忍打扰,打定主意,继续厚着脸皮等陈老师回来,希望能再吃到一份怀念已久的竹筒饭。

吃一碗扁食,就是一年到头了吃一碗扁食,就是一年到头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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