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司频繁召开高层会议,只是每次谈判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很多客户已经开始恐慌,分部经理和业务员也都如坐针毡,他们每天都来探寻究竟,老板的答案是:没钱!没车!什么都没有!

我心想,完了。

5

见公司的理财业务员们天天只讲这些车轱辘话,客户们便想方设法直接找林总索要投资款。

11月中旬的一天,一个叫王海豚的阿姨,带着儿子和准儿媳来到了汽车租赁部要钱。傍晚5点,走廊里传出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哭喊。我推门一看,海豚阿姨的一条腿跨在2楼的白钢栏杆上,哭喊着要跳楼,几个工作人员正拦着她。

走廊的另一头,她的儿子正拿着电话:“我告诉你林大柱,今天晚上6点之前,我要是再见不到钱,谁他妈都别想好,我把你屋里东西全砸了!”——林总的办公室大概100多平,里面摆满了高档红木家具,我记得林总曾在客户面前说过,他的这些家具价值几百万。

5点半我下班时路过林总办公室门口,看见海豚阿姨正用头枕着背包,仰面朝上在地毯上躺成“大”字型,两眼怔怔地直盯着天花板,张着嘴,旁边有一个药瓶,撒落了一地的药片。几分钟后,房间里又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:“哎呀妈呀,让我死了吧,我没脸活了,钱都骗没了,倾家荡产了,姐家、妹家的钱都骗没了,我害人了,没法活了……”

我心慌得不行,加紧脚步走出了办公楼。

第二天上班,公司的玻璃大门内,红色的大字赫然在目:林大柱大骗子,欠债还钱!旁边也不知道怎么架了个大喇叭,正循环播放着:“林大柱大骗子,还我血汗钱!”

10点左右,几十个分部的客户和员工又来到汽车租赁部,林总想走,已来不及。

被堵住的林总,先是向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,说话的腔调还是一贯地朴实:“我林大柱没把公司干好,我愧对大家伙,我请求各位客户、叔叔、阿姨,你们给我宽限点时间来干事赚钱。我肯定不会倒下,我是个有良知、有良心的人,我家也有爹妈有孩子。我必须得把公司干起来,把大家伙的血汗钱都给兑付了,我不能对不起这些信任我的叔叔阿姨……”

说这些话时,林总从头哭到尾,时不时还伴随着抽动。群情激奋的人群忽然就安静了,我发现邱姨也在,林总在前面痛哭流涕的时候,她坐在后面哭得稀里哗啦。

就在这时,楼下传来了激烈的争吵——大厅里,海豚阿姨的儿子继续用大红色粗水笔在大门上写“骗子”的时候,林总的一个铁哥们“大哥”出现了,他上前想阻止海豚阿姨的儿子。

双方言辞激烈,只见海豚阿姨的儿子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,直接向大哥奔去,大哥向后躲闪一个趔趄摔倒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水果刀狠狠地刺进大哥的膝盖,顿时鲜血喷涌。大哥也绝地反击,起身奔向食堂,嚷嚷着:“我X你妈,菜刀在哪?我砍死你!”他在地面上拖出一道血印,跑到一半,瘫倒在地。

民警到场,带走了海豚阿姨的儿子。后来听说,大哥腿筋断了,虽然做手术接上了,但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林总和大哥以此状告海豚阿姨的儿子,索要精神和经济赔偿金,金额远远大于海豚阿姨投资给我们公司的90多万元,海豚阿姨的儿子还被判刑3年。

判决结果很快被传播开了,似乎对客户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。林总办公室里的红木家具一夜之间就在我眼皮底下消失了,自那之后,公司内外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林总一如既往地承诺着员工和客户,也一如既往地从不兑现承诺。

起初,员工们还一直坚持上班——一则,大家都投了钱,生怕错过最后拿钱的机会,没有工资也都起早贪黑;二则,业务员被客户追得紧,无处可去,只能盼着公司能起死回生。

慢慢地,生活所迫,很多员工不得不自动离开。有些人去了劳动仲裁,胜诉了,却依然拿不到一分钱工资。林总说:“我让他们去告,我让他们拿不到一分钱,找着工作我都给他搅黄了!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,我们八九个在职员工已经整整4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。林总又承诺,绝不会让自己身边这几个“重要的兄弟姊妹”白给他忙活,“头拱地也给大家伙一个交代”。于是,我们这些最少的投资十几万、最多的投资240万的“重要人物”,分别被林总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办公,坚持安抚客户。

公司的这些事,我不敢和家人提,只能每天顶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,装作一切如常。只有坐在办公室里,我才感觉离自己那撒手而去的投资款能近一些,幻想着公司好起来,可以先拿回自己的血汗钱。

那段时间为了省钱,我中午经常不吃饭或者以泡面充饥,胃病越来越重了。我不敢去医院,人在没钱的时候,最怕的就是生病,不看病就等于没病,我的潜意识这样告诉自己。

12月,我收到了4份法院寄给林大柱的传票,还附着客户投诉书,看着“非法集资,诈骗XX合计390多万元”这些字眼的时候,我神经被深深刺痛了。我在心里不停地问:自己辛苦工作了两年,真的是与流氓骗子为伍了吗?真的在帮一群土匪恶霸掠夺这些可怜的老年人的棺材本吗?真的是在帮一群吸血鬼来啃噬一群善良人的血肉吗?

随着年关临近,来讨钱的客户又多了起来,每天我都被各种人间惨剧包围。由于没钱交费,办公室停掉了一切采暖设施,外面有阳光的时候,我就跑到楼外面晒晒太阳,希望中午吸收的热量能留到下午使用,驱散办公室里的寒冷——每天看着形形色色的客户到公司讨债、哭诉、谩骂、各种歇斯底里发作,我快抑郁了。很多次,我都盼着自己的心跳能突然停止,也就解脱了。

6

这天早上,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。散乱的头发,从头心处一直白到大半个脑袋,蜡黄的脸上满是皱纹,眼窝塌陷,眼袋浮肿,两道像刚压出来的法令纹又深又长,惨白嘴唇干得起了皮。那件褶皱的毛衫,看起来似曾相识,又有点不敢认——其实,是有点不敢相信。

我给对面的同事戴红递去了一个眼神,戴红回头的时候,也先是一怔,接着略带几分不确定地说:“邱姨!?”

她从门口进来,唯唯诺诺地站在办公室中央。一开口,嗓音沙哑,眼泪滚滚:“戴红啊,小朱啊,是不是都不认得邱姨了,邱姨要死了……”

“公司出事以后,我整宿睡不着觉啊。全家220多万全都在公司,自己家连个过河钱都没留下啊,我连房子都没有,一直租房,还寻思这钱放公司挣钱了,等以后再买房。我还把闺女和儿子的家底儿都掏空了,现在女婿天天要和闺女离婚,儿媳妇抱着孙子回娘家了……邱姨造孽呀,活不成了。”邱姨边哭边说,“还有我的那些姐妹们,平时关系都可好了,这一出事,天天骂我啊,带着家里人来找我,说还不上钱就让我去坐大牢,要不就弄死我家孩子……”

“邱姨,您的客户投了多少钱?”戴红问道。

“一共500多万,邱姨就是相信公司,相信林总,没成想啊!林总一分钱都没给我,哪怕给我1万块钱啊,我先给儿子看看病——大夫让去北京做手术,去不了啊!我自己都住了好几次院了,大夫说是抑郁症,让我上精神病院去住院。”说到这,邱姨再次掩面痛哭。

她擦着眼泪继续说:“你都不知道,总部那个财务,姓熊的,可不是个东西了,人渣啊!公司出事以后,她瞒着我,让我把POS机拿回家去刷,我还让我闺女又刷了30万啊!邱姨肠子都悔青了,闺女到现在都不跟我说话……”

等她发泄完了,看着她走出汽车租赁部,我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她临走时候说的那句:“咱这个公司里啊,以前越风光,现在就是最惨最遭殃的!”

我还没回过神来,中州分部的吴小姐又推门而入。我赶紧起身打招呼,把她拉了过来。之前我在中州时,跟她的关系还不错,如今中州分部的办公室已经到了租期被清理,再看到她,就有种异地落魄恰逢老乡的亲切感。

吴小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叹气道:“唉!朱姐,我都愁死了,现在家也不敢回。我爸又住院了,肾要做手术需要用钱,我妈跟我说把投资的钱拿回来。我就说投的车还没卖出去——其实,我已经透支好多信用卡了,小贷公司也都借了。现在,我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,也不敢出门找工作,客户到处找我,那个聋哑叔叔的弟弟,打电话说要把我‘送进去’,还有那个李叔你记得吗?他儿子威胁我,说要捅死我。朱姐,进了这个公司,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”

见她眼圈泛红,我起身给她倒了杯热水递过去,像是安慰她,又像是安慰自己:“别急,等等看吧,上火也没有用,就只能先拖着,看看能不能给咱兑付一点。咱钱在人家手里,现在也只能等。你不回家,怎么生活啊?”

“我每天在出租房里待着,哪都不敢去,买了几袋挂面,每天就吃白开水煮挂面——林大柱这个王八蛋!骗子!我宁可我那20万不要了,我就希望他现在就死,马上死!”她激动得脸色发青。

我递了一个眼色,示意屋子里还有人,她才没有再说下去。

我转移话题说:“客户还是理智的多,慢慢的,有机会再找工作,你才不到30岁,年轻。”

“别提了,客户天天打电话,我也没心思找活了,朱姐,你说林大柱能一点钱都没有吗?”

“这个真不知道。”我回道,但我心里其实想法跟她差不多——老板怎么可能没钱呢?那么多钱,能一下子说没就全没了吗?

“赶紧死,这个杂碎!”

我再一次岔开话题:“对了,闫芳芳知道公司出事了吗?”

“她啊?别提了,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——上周五来找我和胡哥(中州经理),进门就疯了,指着胡哥好顿骂,说公司出事了瞒着她,说当初是胡哥骗她把钱存到这儿,就是为了冲业绩,还说胡哥靠她多拿了好多提成,说我们诈骗,帮凶,不得好死,她要去告我们……”吴小姐愤愤地说着,“她赖谁?当时是她自己要存钱,也是她自己拉亲戚朋友做的,还不是自己想挣提成!”

我脑袋一片混乱,心想:不管谁占了理,现在,钱恐怕是一分也拿不回来了。

但我还心存侥幸——或许林总真的就翻身了呢?哪怕拿回来一点也行啊,只要钱回来,我作为仅剩的员工,肯定是最先拿到的啊。

7

2019年的春节就要到了,这个年怎么过?我游走在崩溃边缘,惶惶不可终日。

东拼西凑,从几个朋友手里借了些钱,又怕丢人,借钱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。我又透支了一些信用卡,一共凑了12万,把年前到期的一少部分投资款,先“兑付”给了父母,也算把年对付过去了。

过年那几天,看着家人的笑脸,已经债台高筑的我愈发自责,但只能暗暗流泪。年后,我跟父母说公司业务调整,没再去公司,但背地里,我一直给林总打电话,各种好话、狠话都说尽了,让他赶紧想办法把钱给我。

就这样,拖到3月中旬,耐不住我密集地催问,林总让我回去见一次面。

见面当天,林总露出疲惫不堪的面容,还是那一口憨厚的农村腔调,说他这段时间“差不点就死了”,但是他不能倒下,“死也要对得起大家伙”。他要把手里的实体产业盘活,让我回来帮他。

这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希望。4月初,汽车租赁部的房租到期,被迫要搬到离我家30多公里之外的郊区金桥,我内心相当不情愿——去金桥,如果确定能等到钱,也算值,但能不能等到和需要等多久,都未可知;而回家,投资款和工资可能就一笔勾销了,再找工作,干几年都赚不回来投资款,是不是还不如等?

想了一夜,最后我选择了一边维持现状等钱,一边开始找工作。

当时,公司就剩下我、小汪和大皮。小汪怀孕4个月,找不到工作,她投资了7万,在这耗着是死马当作活马医,要不也已经无处可去了。大皮投资了2万元,说已经耗了这么久,走了可惜,就想把工资要出来。

我们仨像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,逆来顺受地开始了大迁徙。我拎着大包小卷,气喘吁吁地刚爬上5楼,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。循声望去,一个四面镜子的大房间里,坐了几十个老人。

邱姨站在前面,面色蜡黄,头发几乎全白,声音嘶哑。对面一个阿姨指着她的鼻子在骂:“你个舔腚的货,林大柱给了你多少好处?你还替他挡着?你算老几?我们就让林大柱出来说句话,你横挡竖挡,你以为你是谁?他搬家就是想跑路,跑了你负得了责吗?”

此前,但凡有客户闹事,林总都会搬出来一套强有力的辩词:“我林大柱没有跑路!我是个有担当的人!现在,我还在努力干事赚钱,你们去看看其他理财公司,老板早他妈拿钱跑了。再闹,我大不了就进去蹲着,我反倒没有压力了,你们的钱一分都别想要。”

他说这话时,格外硬气,好像他并不欠着客户近2亿的血汗钱,只要他还没跑路,客户就得感恩戴德。

听他这么一说,客户也全部熄火。他这套挂在嘴边“干事赚钱”的理论,的确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希望,包括我,也包括以邱姨为代表的一批客户。

从王海豚阿姨儿子出事、林总对客户避而不见的时候起,邱姨就牵头建立了公司最大的客户微信群,人数已近500人。邱姨建群目的很明确——保老板,保公司,还得到很多“大客户”的支持。他们的心思也不难猜——一旦林总进去了,他们就肯定血本无归。保住老板,还可以幻想林总赚钱还他们。于是,群里出现任何质问林总或要求林总表态的声音,邱姨等人都以坚决拥护林总的姿态回怼。

8

4月中旬的一个早上,群里出现这样几个字:“林总失踪了。”

没多久,邱姨发信息:“林总没有失踪,他昨天出差手机没电了。不知道谁又去告老板了,我们决定明天上午9点,在滨海派出所保老板,以防被警察局扣下。同意保老板的人,现在报名,把名字和手机号发到群里,我们一起去。”

第二天,群里发来现场视频——以邱姨为首的几十人,三五成群,散开分布在派出所周边,就像电影里一群乔装打扮的卧底保护着线人。不过,这次没用邱姨他们出力,林总很快就出来了——其实有人报案了,派出所要求他每周去报到一次。

我发现敛财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矛盾,竟然慢慢演变成了受害者内部的矛盾,“保老板”的人不只与“告老板”的人“斗争”,还会与警方经侦部门斗智斗勇。受不了这样的氛围,怀着身孕的小汪不想再待下去了,而她的投资和这几个月的工资,自然一分也没拿到。

五一过后,邱姨再次来到金桥,“代表”林总接待客户。我在协助解决了一波又一波的言语恶斗和肢体冲突后,已经疲惫不堪,倒在椅子上长叹了一口气。抬头望到对面墙上挂着的“业精于勤”,倍觉滑稽。

身后是仍在与其他受害人争论不休的邱姨,那一刻,我想到了平日里省吃俭用却把钱都给了我投资、至今仍不知情的父母,突然崩溃痛哭。

邱姨看到了我的异样,转身走过来,抱住我,说:“朱儿啊,邱姨知道你也没少投钱。已经这样了,咱们得坚持到底,保老板,我们才有希望。”

看着她,我只剩长长的叹息。

过了一会儿,我手机响起,是林总:“朱姐,你投资的钱,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,找顶债车或者房产,给你慢慢消化掉,你别着急哈!”

这几句话,这半年来已经被林总说到烂熟。只是,这距离我最后一次见他,已经过去两个月了。

他接着说:“我那个饲料厂,马上就弄好了,还有……马上就能好起来。你们在金桥那边,先把客户稳住,别让客户去告。我没有时间去弄客户,我得拿出精力来干事赚钱啊,咱们马上就能好起来……”

我苦笑着挂断了电话。当一个人身处漩涡的时候,不及时跳脱抽离,拖得时间越久,便越丧失了止损的能力和勇气。

回过身,背后邱姨一副落寞的表情,再没有了往日的笑容。这所谓的投资理财,让我们变成了一个个活在地狱里的人,而谁是那个把我,把她,还有像我们一样曾经幸福快乐的一群人,推进地狱的罪魁祸首?而又有谁,在不知不觉中,甘愿做了助推器?

我想劝邱姨几句,但话到嘴边又作罢。

5月末,我终于离开了公司,这一夜过后,我也终于从梦中醒过来,不再继续装睡了。

我鼓起勇气,把情况透露给了家里,母亲起初异常惊讶,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先是破口大骂“这个骗子,不得好死”,继而躲在沙发角落里抽泣。老公也没多责备我,只是嘴里不断骂着“林大柱,这个骗子!”

父亲说:“既然林大柱早都倒台了,你不应该瞒着我们,还在那受罪,唉!咱家没有这个钱也不至于要饭……”

我不敢抬头看他们,强忍住泪水,告诉自己:日子还要继续,欠的债和信用卡里的钱,绝不能再让父母知道,得尽快找工作还钱。我算了算,打工两年,把工资原数奉还不算,还倒贴给公司很多钱。我和我的家庭,也为此欠下了一大笔外债。好在因为父亲的阻止,亲朋跟着我投的钱很少,姑姑和叔叔都说不怪我,但我心里却异常愧疚。

很多时候,在天灾面前,人可能会直接失去生命。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人祸面前,人们虽没有直接失去生命,却真切地感受着什么叫生不如死。

后记

我走后不久,大皮也走了。他走的时候,把公司残存的几台电脑都拿走换钱了。至此,金桥分部人去楼空,就剩下几套破破烂烂的桌椅。我很快在家人的安抚和理解下,重新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。

2019年8月,我听以前的老同事说林总被抓了,这次邱姨很快就退出了“保老板”群,那个群也就此解散了。有人说她是拿到了钱,“功成身退”了。随后,又有人建了一个“团结要回血汗钱”的群,200多人,大多数是我们的客户,也有一批像我这样曾经的工作人员。邱姨有一次也进群了,嗓子都说不出话了,“如果我拿了钱,出门就让车撞死”。

碍于此前的身份,我不喜欢在里面发言,毕竟找不到林总。群里已经有客户说要告业务员和经理了,很快,又有传言说总经理和几个业绩好的业务员都被抓了,而吴小姐据说已经外逃了。

我也私下里去派出所报了案,做了笔录,警察让我等着。有天,我接到邱姨的电话。她在电话里说她瘦成皮包骨了,“邱姨造孽了,人不人鬼不鬼了”。

我也知道她整个人应该已经濒临绝境了,而我们能做的,只有等。如今林总依然在押,没有一个人拿到钱,群里每天,都会发一些相关消息,只是谁也不知道,我们会等来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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