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gela和我聊天的时候,David就拿着iPad打发时间,或摆弄已经很整齐的衣架。

这时,来了一位女顾客,我自觉地迎了上去。一旁的Angela快步走到我前面:“喜欢的话,可以试试。”

顾客逛了一圈,没有看中任何衣服,离开了。Angela拉着我的胳膊,说:“我们是这样的——这个顾客是我的,下一个顾客是你的,轮流来。”她说这话的样子,十分神似上午David怎么也不教我收银的样子。

我如当头棒喝,立即跟她解释:“我没有提成拿的,只有每个小时22块的死工资。”怕她不信,我又走到前台那边,找到夹着我签到页的文件夹,翻到兼职协议的那一页,指着“工资为人民币22元/小时”那一行字给她看。

全职店员有业绩压力,每个月必须完成销售指标的50%之后才能拿提成。Angela说这个月店铺的销售指标是45万,每人要完成9.5万。如果当日店铺营业金额小于11000元,全职店员要写报告,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开单,写好的报告要发到微信工作群。Angela最反感写报告,光是苦思冥想各种“没有开单的原因”,就能让她想到头秃。

“幸好公司没有禁止同事们上班的时候聊天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不让我们讲话,人肯定走光了。”Angela说。

刚入职一个月的Angela是上海本地人,与父母住在一起,应届毕业生,专业是国际商务,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。她早就放弃了做个OL,一个是觉得坐办公室没有意思,二是觉得如果进不了大公司,也没什么发展前途。她也说不上多么喜欢奢侈品零售行业,只是做这一行的回报都是肉眼可见的,她希望自己以后能去时装周看秀做买手,虽然达成这一愿望很难。

她看了下手表,说她要进去点外卖了:“我前两天胃疼得不行,大概是因为公司不规律的吃饭时间造成的。”

“这个吃饭时间,很不合理,为什么不跟公司反映?”我问。

“你去反映啊?”David冷不丁道,叫我不要执着于这些细节,公司的规定,员工要遵守。

Angela什么也没说,进库房了。

“这件毛衣,你身上的那个颜色有吗?”一位女士拎着一件黑色毛衣,指着Angela身上的白色毛衣问。

“没有了。”Angela答道。

“我喜欢她身上那个颜色。”女士对站在她旁边的男人说。

“那你总不能从人家身上扒下来吧?”男人说。

Angela在一旁尴尬地笑着。女士似乎觉得这样的要求太过分,更何况再好看,也不是新的,于是,他们离开了。

又进来一拨客人,他们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,把那些打6折的衣服翻过来、又扔到一边,再去翻另一叠衣服。待他们走后,我把弄乱的衣服重新叠好。Angela称呼那些试穿了衣服没有购买的顾客为“渣男渣女”——“试了,为什么不要?”

“请问李小姐是——”送外卖的人站在门口。Angela接过外卖,说她进去吃饭了。我好像也有点饿了。

推开库房的门,里间传来电视剧的声音。Angela坐在小矮凳上啃着汉堡,眼睛盯着放在货架上的手机屏幕,我问她在看什么电视剧。

“《庆余年》,挺好看的。”她问我要不要来根薯条,我晃了晃手里的吐司,谢绝了她的好意。

“明天你和店长搭班,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”Angela说,她说这话听上去有些“挑拨离间”,但她和店长有点八字不合,或许是因为她们之间有利益竞争的关系,或许是因为她不喜欢店长过于直接的讲话风格。然后,她没头没尾地说了声“恭喜”。

我正纳闷,她加了一句:“恭喜你快下班了。”

我笑了,叫她继续加油。

在店里站了8个小时,腰疼得快断了,下班回去的地铁上,如果运气不好,没有座位的话,我要在挤满人的车厢继续站1个小时。然后换乘公交,回到家差不多9点钟。

这个时候的我,澡也不想洗,只想刷手机,看一些不费脑子的综艺节目,来舒缓我一天的劳累。别提什么看书这样费神的事了,至于写作这样需要创造力的脑力劳动,我也提不起任何欲望。

此刻,我只想躺平。

4

第二天,7点15的闹铃响起之后,我又赖了15分钟的床才起来洗澡。8点10分出门,步行去公交站的路上啃面包当作早餐。坐上公交,转乘地铁,重复昨天的工作。

上了班,我算是理解了Angela的话确实不是“空穴来风”。

“你昨天拍的照片看上去像40岁!”——这是店长与我见面后的,对我外貌的评价,她还说有人问她:“你们的PT怎么不化妆?”

“David也没化妆啊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他是男的。”店长还没等我反驳,又嫌弃起我的头发:“你都快没脸了,要把头发扎起来。”

我答应了她扎头发、化妆的条件,但是提了一个要求:能不能像David那样戴框架眼镜。明亮而刺眼的灯光,让我戴隐形眼镜的眼睛酸涩不已,我怕她不答应,加了一句:“我右眼弱视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她说。

“哇,你现在的样子好像阿拉蕾!”——这是店长见我换上框架眼镜、扎了头发、涂了口红后的样子的评价,真是“给一个耳光,再给个甜枣”。

“昨天业绩怎么样?”我换了个话题,“白天都没有开单。”

“昨天晚上生意还不错,做了1万3。”店长说她要去库房点货了,叫我看店。

我巡视着衣架上的服装打发时间——店里的经典款是整件衣服印满了标志的那种;设计款是不规则剪裁、或不同布料元素拼接的那种,以女装为主。一些女顾客评价,店里简单设计的男装比女装好看多了。

“你读大几啊?”不知什么时候店长出现在前台的位置。

我告诉她我毕业很多年了,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辞去了固定的工作,现在打一些零工,交房租、养活自己。

“我太佩服你了!”店长感慨道,说在上海每个月至少得有1万块的工资才能活下去,她又问我是不是本地人。

我摇摇头:“安庆的。”

“我是合肥的!”店长说,她跟父母住在一起,省去了房租和许多生活用品的开销,“我要是一个人在上海,肯定活不下去的。”

我跟店长说“去下卫生间”,其实是去外面透风抽烟。上班的第二天,我也学会了“偷懒”——站累了,去库房里,坐在垃圾桶上,喝口水或啃块面包,又或者说“去下卫生间”。

即便如此,时间还是过得很慢,一根烟的功夫,我回到店铺,继续当门童。

左耳听着商场的古典音乐,右耳听着店铺的流行摇滚。我以为“店员”这份不费脑子的工作,可以让我充分拥有我的脑子,然而,我的脑子里现在只有腰部的酸痛、腿肚子的肿胀。我将身体的重量从脚后跟移到脚尖,再让左右脚轮班支撑我的身体,然而双脚似乎无法承受94斤的肉体重量。我脑子里有一万个小人在呐喊:什么时候才能下班?

我得找点什么事情做做,好让时间快一点过去。

“你是不是不会叠衣服?”店长见我在叠被顾客弄乱的衣服,问道。显然,我眼中的“会叠衣服”与店长所说的“会叠衣服”,不是同一个标准。

“你不教我,我怎么会呢?”我向她讨教正确叠衣服的方式。她打开我叠好的卫衣,告诉我要按照衣服的肩线来叠,吊牌要塞在衣服里面。末了,她说我没有上一个PT会叠衣服,她没教人家,人家还是个男的。

我尴尬地挤出了个笑容。

虽然店长嘴上刻薄,但对我还是挺好的,叫我站累了就去歇一会儿,15分钟以内回店铺即可。

晚上9:30,店里大清洁。做清洁的是一对父子,父亲头发花白,挥着鸡毛掸子,与他儿子说了句什么。熟悉的乡音,让我感到亲切,问他是不是安庆人,他回过头来说是的。就这样,我们用家乡话聊了一会儿。

他说,他在这家公司做了5年的保洁工作,满60岁后,公司人事说他可以退休了。他在上海只交了5年的五险一金,又没有居住证,哪有什么退休金可以拿?他年纪大了,再去别的公司应聘也没人要他了。好在后来他儿子承包了保洁公司的业务,他才能继续跟着儿子做保洁——他今年64岁了,身体硬朗,每个月能挣到五六千块的工资。对此,他很知足,哪怕不再有公司给他交五险一金。

他的儿子站在门口望风,看大厅的“楼管”是否走过来,因为商场不允许在营业时间打扫卫生,必须在10点以后才行。商场里的店铺大部分是自营店,但要跟商场的店铺一样遵守规定。

5

“COACH又搞了个网红在门口摆拍。”店长把她出门巡查的结果告诉我们,评论那个网红的气质不怎么样。

第三天来上班前,我在家里先给自己的腰上贴了一排膏药。站了2个小时后,才发现膏药根本无法缓解腰痛。店长说她站久了会静脉曲张,David则是脖子痛。

David一来,店长就把我撇到一边跟David聊天去了,说今年业绩不好,也不是这一家店——像LV的店员去年还有一个月拿两万块的时候,今年就不行了,“大环境不好”。店长说去年她还有钱出去旅游一趟,今年就没钱了。然后,他们又提到一个叫Selina的人,似乎是公司的高管,店长说这人总在她休息的时候打电话找她,David则回应道:“她还老爱在群里发一些打鸡血的话,还总@我,我都懒得理她。”

“我们上班的时候也不是一直抱着手机不放,有事的时候才看下。现在好了,硬性规定我们不准玩手机。像XX店里,他们玩手机比我们厉害多了,也没影响做业绩……”店长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,她凑近David的耳朵低语着。

“加拿大鹅又在排队了。”David探出身子,说道。

“他们家一天业绩就做了十几万。”店长说。

店长嫌我晃来晃去让她眼晕,递给我一个粘毛滚筒,叫我把衣服上的浮毛滚一滚。对于她的安排,我感激不尽,我终于可以暂时忘却我腰痛的存在了。

下午来了几拨客人,一拨人扫荡了打折的卫衣,一拨人买了最新款,我们忙活了一阵子,都很开心。店长和David高兴的是有提成拿,我高兴的是时间过得快。

晚上7点钟一到,店长就下班了,她今天是“早班”,剩下我和David两个上全班的。

一个保姆推着轮椅停在了店门口,坐在轮椅上的阿姨站了起来,走到我身边,用上海话问我是否来了新款卫衣——她上次买的卫衣她孙子不喜欢。大概10分钟的功夫,阿姨在David的推荐下,选了两件觉得她孙子会喜欢的卫衣,一件印着英文单词,一件印着某个朋克乐队的头像。她把信用卡递给站在旁边陪她的那个保姆,叫她去付账,说她累了得歇会儿——她说的“歇”,就是坐回轮椅上,像宝宝走路走累了坐回宝宝椅上。

结完账,她们客气地说“谢谢侬”,推轮椅的保姆问坐在轮椅上的阿姨,如果这次买的卫衣她孙子又不喜欢怎么办?阿姨说,“给他表哥穿好了,反正他们差不多体型”。

不一会儿,又来了一对夫妻,两具五短身材全身都印着潮牌的logo。女人试穿了几件卫衣,在红色和黑色之间徘徊不定。男人说黑色的已经有好几件了,这次该买个红色,看上去比较衬肤色。女人听从了男人的建议,男人付完钱,夫妻俩挽着胳膊走了。

晚上的生意不错,David忙着结账,我忙着整理衣服,对着一个个进来的顾客说“欢迎”和“拜拜”。时间在忙碌中过得很快,离10点钟还差2分钟的时候,我问David可不可以先去换衣服,然后下班。他说不行,“要拍照”。

不用说,这又是公司的规定。David说,之前有个店铺的员工早下班关了店门,把巡店的老板关在了门外。

我端端正正地站好,等David拍好监视器的照片,迅速换上衣服,一路飞奔——如果我不快一些的话,会错过回家的末班公交。

10点后的2号线比起7号线要热闹得多,有外国人聊天,有人戴着蓝牙耳机打电话,还配上各种手势,像是在对车厢的乘客做演讲一样。而这个时候的7号线,为生活奔波了一天的上班族们,面如死灰地刷着手机。在最后一节车厢里,几个没有座位的西装革履的年轻人,席地而坐。

6

店长和Angela连上了两天班后,这一天只有我和David两个人上全班。

拍打卡照片的时候,David叫我去换上店铺的鞋,说今天有人来巡店。我问他巡店的人什么时候来。他说他不知道,他们也不会告知时间,目的就是突击检查。

两个人上班的时候,吃饭的时间就更奇怪了。午饭时间为10:30到11:30或下午2到3点,晚饭时间为下午4点到5点或晚上8点到9点。David说他随便哪个时间段吃都可以,叫我先选。自然地,我选了较晚的时间段。

一个扎着马尾、穿着敞开式灰色毛衣的女人走进来,看上去并不像一个顾客。果然,“不要靠在那里”——她盯着我说。我摆正身体,忍着硌脚的鞋,以及腰疼。

“她是PT。”David从库房里出来,解释道。女人跟David询问了下业绩情况,离开店铺前,很温柔地嘱咐我:“不要靠在上面。”

“她就是巡店的吗?”我问David。

“不是,培训部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,来了一男一女,看上去二十几岁的样子。进店铺后,他们俩开始挪腾衣架上的衣服,重新摆放了陈列台上的衣服和鞋子。我猜他们是“陈列部”的,男生对着David抱怨了一通公司领导,说他们脑子里有坑。拍完衣服陈列的细节图、店铺的全景图之后,他们才离开。David进库房继续吃他没吃完的午餐,“有事叫我”。

来了个顾客,看中了橱窗模特身上的羽绒服,叫我拿一件给他试穿。我叫他稍等,先看看别的衣服。推开库房的门,站在门口,跟David转述顾客的需求。

“模特身上就是最后一件了。”

我和David十分艰难地从模特身上扒下那件羽绒服,给那位顾客套上。他在身上穿了几秒钟,脱了下来,说:“不好看。”我和David不得不把那件羽绒服再给模特穿上。

“那人一看就不会买的。”David说。

我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。

“察衣观人。”

活了将近30年的我,“察言观色”的功课都学得不够好,更何况奢侈品零售业的“察衣观人”。David听到在他预料之中的答案,带着一点骄傲,分享起他的经验来:要以顾客的穿着打扮来判断其是否“有钱”,这一点决定了TA是否有能力买得起我们店铺的衣服。如果顾客身上穿的衣服与我们店铺的价位差不多,他消费的概率很大;还有的顾客并不是全身上下都是大牌服装,看上去穿着一般,但是戴着名贵的手表或挎着大牌限量版的包包,或是穿着很贵的鞋子,这样的顾客也肯定会买。

“身上穿的是不是地摊货,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”David说完,进库房继续吃午饭。

我一个人在外面看店,站在那儿大概走神了几分钟。一转头,只见一个穿着羽绒背心的顾客在那看衣服,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的。

“如果喜欢的话,可以试穿。”我招呼道。

“有优惠吗?”她用上海话问道。

“大部分6折优惠。”

她沿着衣架翻了几件,似乎没有什么满意的,出去了,没走几步,又折回店里,把手里的包放在凳子上,说她是巡店的。

“店里只有你一个人吗?”

“我是兼职,另外一个人在里面吃饭。”

“你去叫他出来下。”

“让我打个卡。”她对出来的David说。然后,她从包里拿出一叠纸,叫David签字,说她忙得午饭都没来得及吃。接着,她又拍了几张店铺的照片。

David问要不要给她倒杯水。她忙说不用,她还要去上面的店铺看看。

“幸好我点的是沙拉,没点味道大的东西,要是点了麻辣烫,味道传到店铺里,肯定要被说。”David说今天运气真是好,一下子来这么多人,还专门挑他吃饭的时间来。

我问他,等巡店的人走了我可不可以换上自己的鞋。

“你坚持到7点钟吧,那个时候公司的人都下班了。”他说。

晚上出来吃饭,推开商场的玻璃门,夜里的陆家嘴是另一番景象——东方明珠变换着各式各样的颜色,其他的现代建筑也加入了灯光秀。巨大的LED广告在震旦大厦以每次15秒的速度播放着。我身后的双子塔,“上海欢迎你”的字幕以中英文轮番滚动着。

站在冷风中的我,想起下午出来抽烟的时候,见到的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趴在商场外休息处的桌子上写作文,其中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是这么开头的:我妈妈说,上海人以前流传着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间房”。

现今,浦东有些地段的房价比浦西还要高。而浦西的南京路、吴江路、永康路等轮流被改造,襄阳路的市场消失了,许多有特色的小店也不见了踪影,能看到的是与其他城市差不多的商业街,以及完全一致的连锁店。

“妈妈,你看——萤火虫!”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,她指着商场门口绿化带里闪烁的点点灯光,兴奋地大叫。

“宝宝,那不是萤火虫。”妈妈指正道。

“那是萤火虫……”

“宝宝,你好像没有见过萤火虫。”

不一会儿,传来小女孩大哭不止的声音。

尾声

店铺的电话响了,David拿起听筒:“喂,你好……她穿不下那双鞋……上次是硬塞的呀……全职明天过来……”

讲完电话,David告诉我,工资会在月底打到我银行卡里。

“站着没事儿多舒服呀,你干嘛要找事做?”他有点不解,然后又劝我,有这闲功夫,应该用脑子构思剧本,或者写一首诗,“对吧?”

“谢谢你呀。”我答道,“跟你一起当门童很有乐趣。”

我没有告诉他,最有灵感的时候,不是站在店里忍着腰痛的时候,而是上下班的地铁上。

最后一天下班回去的7号线上,我运气很好,有座位可坐。望着对面一排低头族的脑袋,想到自己2019年最漫长的一周终于结束了,顿时轻松不少。

是的,现在的生活虽然不稳定,承受着经济的压力,但我还拥有无价的“自由”,尽管这“自由”是靠着一点点的偷窃累积而成的——因为与同事没有竞争关系,而偷得一丝人情味;因为不是全职员工,而偷得不被公司条规束缚的一点喘息的自由,以及随时可以逃跑的自由。把自己租给他人,把自己留给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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