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次电话之后,杨金峰对两个孩子的管理明显变严格了:早上5点45分他便去敲儿子和女儿的房门,喊他们起床读书。杨颖对此很有情绪,杨金峰坚持了几次,后来便只喊杨猛一个人起床。杨金峰有抽烟的习惯,有时杨猛捧着书在院子里念英语,会突然扭头说:“爸,你别抽了,我脑子都被熏晕了。”杨金峰面露尴尬,赶紧将烟在地上踩灭。

楼下的客厅原本非常热闹,网课开始以后,就变得静悄悄了。电视很少打开,杨猛的手机也被暂时没收,只有午休和晚自习之后才可以瞟几眼。杨金峰两口子每天给孩子送几趟茶水和水果,其余时间俩人给厨房铺瓷砖,修葺猪圈,或者是将去年晾干的玉米棒倒在院子里剥粒。

杨猛对于在家中上网课有种抵触。他自制力有些差,更喜欢全班同学一起备考的那种感觉。他的同桌晓宇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。两人成绩不相上下,但杨猛觉得对方比他用功多了。他们交流很少,即使是课下的时间,晓宇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翻《意林》《看天下》一类的闲书。有一次杨猛甚至发现,晓宇做眼保健操时也会戴上耳机听英语听力。这给了他极大的刺激,在互相竞争的心态下,杨猛考试进步很大。

而现在在家里,失去了周围同学的“关注”,他心里很不踏实。有时候做着题他也会走神,不知道别人都在家学了多少,这增加了他的焦虑。有意无意地,他就把这种情绪带到饭桌上,有时匆匆吃几口就说自己“饱了”,回屋里去了。杨金峰两口子面面相觑,素梅觉得很内疚,又若有所失地问杨颖:“这个菜又炒咸了?”

隔一段时间,素梅就会把家里养的鸡捉一只杀掉、炖汤,给杨猛兄妹俩补充营养。在她的印象里,家中四口人这样朝夕相伴的时光很少,能回想起来的就是杨猛刚读小学那几年。杨金峰常年在江苏常熟、南京等地打工,这次因为疫情,哪儿也去不了;儿子和女儿平时都住在学校,一个月才回来一次。大部分时间都是素梅一个人在家,料理七亩田地,和家里的两头猪、一群鸡。

几年前,夫妻俩在杨金峰父亲的宅基地上又建了一处二层楼房,她不习惯在那里住,嫌房间太多,冷清,只是偶尔去那里看看,开一开电视和冰箱,防止长时间不用“搁坏了”。她还是喜欢老房子,“牲畜都在那里,像个家的样子”。

不同于丈夫把看护孩子学习当作任务、盼着学校早点复课,素梅内心里甚至庆幸有了这么一次“病毒”,能让他们阖家团圆——尽管她知道,疫情破坏了很多事情,譬如这上半年,丈夫原打算为儿子挣够大学一年的学费。

4月初,杨猛的学校通知了复课的日期,素梅最先感觉到的是沉甸甸的失落。杨颖的学校劳动节之后复课,杨金峰也快要走了,他和江阴那边一个老乡联系好,估计出发的日子也就在这几天。

一听见杨金峰走路时哼着歌,素梅就来气。就这么盼着想离开这个家吗?她总想找个借口和杨金峰吵一架。这一天早上醒过来,她和丈夫拌了几句嘴,推着电动车出了门。

其实她也没有真正生气,而是早盘算好去镇上的超市,买些新鲜蔬菜和牛肉,包一顿饺子给儿子送行。超市门口的桌子上放着测体温的仪器和一张单子、一支笔,不过那都是摆设,早在这之前一段时间,农村人就失去了对疫情的恐慌心理,超市里买东西的不少,但根本没人戴口罩。

回家的路上,素梅碰见了同样来赶集的月霞嫂。两个人骑着电动车结伴而行,扯了一路的闲篇儿。月霞嫂提到她两个儿子过年都没有回来,孩子小,怕路上感染上了,就都留在城里过了年。等过几天,她和老伴就要分开,去两个儿子家照看孩子。

和月霞嫂的聊天让素梅心里畅快了些。她尽管留恋老辈人那种团圆日子,但已经明白分离在所难免。既然家家都是如此,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,她想她也应该学着看开。

2020年5月,河南南阳,北京东城

外面下起了雨。艳萍到院子里收拾晾晒的衣服,回来时发现金柯趴在桌子上玩铅笔,顿时气不打一处来,从背后猛拍了儿子一下:“不好好听课,你又在做什么?”

她的声音惊到了手机视频里正在直播的数学老师。对方从讲题的思路里跳出来,问:“哪位小朋友的家长在说话?请保持安静。”艳萍的脸立刻红了,默不作声地坐在了一旁的凳子上。

金柯在家上网课之前,艳萍每天的生活状态还是另一种样子:她和丈夫在县里的物流街开了个物流收购点,帮中国邮政代收物流包裹。每天吃完饭,她就骑着车子去“上班”,和那些寄东西的人说上几句玩笑,将近中午的时候再回来做饭。现在疫情把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——两个儿子都在家里上网课,她每天在家里打扫卫生,去楼上大儿子的房间收他的脏衣服,做一家人的三顿饭,其余时间就是陪小儿子金柯上课。

“陪读”占据了艳萍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。她没办法想象,如果没有她在旁边盯着,金柯的直播课会上成什么样。金柯今年读小学三年级,学习成绩中等,平时喜欢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,让人头疼的是语文和英语课,他总是提不起兴趣来。只有亲眼看着他跟着屏幕里的老师一起读课文,艳萍才能觉得放心。她猜想别的家庭肯定也都是这样,金柯班里一共53名同学,在屏幕前听课的应该不下100人。

就在艳萍对儿子发火的同一天的上午,北京东城区的一栋单元房里也上演了一场“撕书大战”:在家里工作的李丹给12岁的女儿小晶辅导作业时,受不了她连续多次不理不睬的态度,一怒之下把她的作业本给撕成了粉碎。小晶惊愕地站在原地,偷偷看着李丹怒气冲冲地走回卧室,不敢蹲下身去捡地上的纸屑。

李丹的丈夫在客厅看电视,听见女儿房间里的动静,也一时尴尬得不知做什么好。结婚这么多年,他很少看到一向温柔的李丹发这么大火。

虽然之前也听同事讲过叛逆期的孩子像洪水猛兽,但李丹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束手无策。她从小在学习上力争上游,几乎不用父母操心,一路读到了博士,在全国最高级别的科研院所工作——但面对自己的女儿,她读的所有书失去了参考价值。小晶不喜欢学习,脾气又犟,小小年纪就很有自己的主见。班主任向李丹反映过,她家小晶忒“有主意”了,好几次上课时招呼也不打就出了教室门,“仿佛在逛菜市场”。

这次在家里上网课,她深切体会到孩子“有主意”是一件多么头疼的事情:盯着孩子上直播课仿佛在玩小时候的“猫鼠游戏”,女儿会在她不注意的时候,打开网页看新闻,或者抓起身边的漫画书瞄两眼。

“你到底是在为谁学习的?”李丹记得读书时,老师常拿这句话来训斥不学习的同学,现在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禅。最让她气愤的是女儿对自己的态度——小晶似乎从没有认真对待过李丹的管教,她一副不耐烦的神情,甚至还有些瞧不起的样子。李丹指出她作业做错了,她会据理力争,根本不承认错误。

“我在她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威信。”晚上睡觉时,李丹这样对丈夫抱怨。她不明白,为什么在生活里还可以开开玩笑的母女俩,一涉及到学习就成了敌对的双方?

艳萍在手机端视频上,也见识过别家孩子上直播课时的情景:有一家桌上整整齐齐摆了4个果盘,正中间是手机,旁边还有茶水、零食,像上供一样;还有的家长给孩子在网上报了很多兴趣班,孩子可以在家里上体育课、钢琴课、绘画班……总之,从前要线下进行的,因为疫情都改成了线上,直播上课使得千家万户转移了生活的重心。

金柯比较贪玩,艳萍觉得儿子能把学校内的课程上完就不错了。3月份,学校通知在家里上课,全县的学生统一跟着有线电视上的“精品课进度”学习,金柯对着大屏幕,每次上英语课都非常郁闷,因为老师用纯英文授课,他根本听不懂。课间休息的时候,他会在客厅里跺脚,拿拳头砸自己的脑袋。

“你好好听,多听几遍不就懂了?”看儿子这么痛苦,艳萍自己也急得不行,但她什么忙也帮不了,因为老师讲的内容她也完全不懂。直到后来改成学校自己的老师在“钉钉”上开课,这个问题才总算得到了解决。

艳萍当年念到了初中毕业。她们那时候初一才开始学习英语,用她的话说,当时自己“没开窍”,农村老师讲课水平也有限,学的东西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自从在直播软件上听课以后,艳萍有意识地听老师讲课,把单词的拼读规则记在了心里。她发现软件的“作业本”里有复习环节,金柯下课后,她就一个人跟着手机读。后来再上英语课,老师在白板上写一个单词,问大家怎么读,艳萍不说话,在心里悄悄给出一个答案。没想到,竟然就是那个读音!她别提多兴奋了。

渐渐地,她爱上了儿子的英语课,甚至和金柯比赛记单词。金柯显然没有料到妈妈会和他一起学,他好奇地接受了挑战。结果艳萍几次超过了儿子,成了“单词达人”。

“我一般20分钟可以记住10个单词。”提到这个,今年48岁的她脸上露出了几分骄傲。

手把手辅导孩子的功课,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。艳萍虽然像其他父母一样,盼着孩子学习好,但她多数时候对孩子采取了放任的态度。去年金柯刚开始学习写作文,经常拿着本子问妈妈怎么写。艳萍一看到《我的校园》《我最喜爱的动物》这些题目,也头疼,就从手机上帮儿子搜索范文,或者把题目发给在北京工作的外甥女。

今年她不这么做了,“得让他自己明白,到底该咋写,不然抄了一百遍也是白搭”。她最近经常采取的对策是:拿一篇范文给金柯,让他读两遍之后复述下来,然后再自己写。几番斗智斗勇之后,金柯总算能独立完成作文了。

和儿子一起上课之后,艳萍觉得自己心态上有了一些变化。去年因为物流的生意和家中的琐事,她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,夜里经常失眠,在黑暗中独自面对闪亮的手机屏幕,会突然“想不透活着是为什么”。但最近她仿佛又焕发了不少活力,尽管那些小学生的课程到底能对她有什么实际意义,她说不上来。但很神奇的一件事是,有时候早晨醒来,她想到一天里将要忙碌的事情,会感到踏实。

上午的课程快结束时,金柯意外地收到了一张奖状——几天前班里组织了期中考试(在网上进行),金柯进步非常明显。奖状是电子格式的,看起来比纸质的颜色更加鲜艳,“进步奖”和“杨金柯”几个黑体字非常显眼。金柯表面看起来很平静,但下午的课他听得特别认真,坐姿也比往常端正了不少。

艳萍在儿子身后站了一会儿,悄悄走到了门口。雨后的空气特别清新,绳子上有个口罩被雨淋了,滴着水珠。艳萍觉得,应该很快就用不到它了。

在小晶身上,李丹说自己体验到太多挫败感。

每次直播课结束,老师都会布置作业,要求学生完成后拍照上传,批改完再发下来,让做错的同学进行订正。小晶有些懒,每次都不愿意订正,后来老师生气了,说不进行订正的作业就算没有写。李丹催了一遍又一遍,小晶不为所动。

最终,还是李丹妥协了,专门找了半天的时间给她订正了20多次的数学作业。在她订正作业时,小晶在自己的床上躺着,对着手机上的视频呵呵乐。做完后,李丹忍着气,到卫生间洗了把脸。

望着镜子里一脸水珠的自己,李丹蹙起了眉头。她想起自己以前读书时,但凡遇到错题,她肯定不会轻易放过,软磨硬泡也要弄明白。要是能替孩子读书,她想她愿意从小学再读到博士,但这毕竟只是她一厢情愿。

尽管缺乏自律,但李丹看得出,小晶并不是对上学这件事毫无热情。这些天闷在家里,她多次嚷嚷要把新冠肺炎的始作俑者“碎尸万段”,这天早上起床时,小晶躺在床上,两眼盯着天花板,突然大喊了一句:“老子要去上学!”

李丹早习惯了女儿的说话方式,但还是愣了一会儿。这次疫情开始后,李丹的单位也变成了网上办公,她时常也会盼着出去买菜,可以顺便走一走,透透气。大人都想要换个氛围,更何况平时就爱玩的孩子。但对于孩子回学校念书,她又并没有太多的期待。虽然现在和小晶的沟通这样困难,但至少女儿在她的眼皮底下学习,会让她更加放心一些。

2020年5月,成都市

下午5点左右,文月在自己的房间备课,听见外面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,又转向大门口那边。她立刻放下了手里的笔,走过去打开了房间的门。果然,儿子刘冠霖正在弯腰穿鞋子。

“你又要去哪里?”文月眉头紧皱——最近一段时间,她已经很难强迫自己做出慈母的笑容,相反,她脑子里都是午饭后从冰箱取出来的冻虾和羊肉。

“我们小学同学聚会。”刘冠霖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她,像是为了表明出门的合法性,他后来又说:“作业我都提交上去了。”

文月觉得无话可说,只能提醒他别忘了戴口罩。儿子很爽快地来了一句“好嘞”,抓起门后的口罩便出了门。

隔三差五聚,中学同学聚完,轮到小学同学了。文月内心嘀咕着,不知道晚饭该怎么办。她走到刘冠霖的房间,桌子上乱七八糟,文具和零食,还有一副大大的红色耳麦。收拾东西时,她才注意到电脑屏幕上是“雨课堂”的界面。她抓起耳麦戴到耳朵上,听到一个东北口音正在发出一些晦涩难懂的工科词汇——老师还在讲课,而刘冠霖这会儿应该已经坐上了小区门口的公交车。

文月是一名文科专业的高校教师,刘冠霖去年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,学习机器人工程专业。送儿子入学时,她和老公一起在威海待了几天,想多陪一陪他。可儿子从小独立惯了,进了学校后便和新同学打成一片,害得文月和老公在宾馆住了几天,每天俩人只能在威海四处转,陪送变成了“双人游”。回成都的飞机上,向来内敛的老公话多了不少,感慨时间过得快,以后和儿子朝夕相处的日子越来越少了。

没想到突然而至的疫情,一下子弥补了夫妻两人的“遗憾”。一家三口从早到晚在家里待着。但儿子从早到晚都在自己房间里打游戏,吃饭时要喊几遍才出来。难得有几次吃完饭,三个人同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老公试着和儿子聊一聊国家大事,刘冠霖偶尔回一句,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手机。

“真叫一个争分夺秒!”老公无奈地对文月说。文月也发现,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、iPad,刘冠霖只要盯着这些电子屏幕时,脸上全是笑意,一旦离开屏幕,两只眼睛立刻就像电量不足的灯泡,肩膀都垂下去了。

最让文月觉得无法适应的,是每天晚上的“催睡服务”。刘冠霖不在家的时候,她睡眠质量很好,晚上10点就躺下了。但从儿子回来之后,她很少再睡过安稳觉,半夜总是被隔壁房间里的动静吵醒。其实刘冠霖知道母亲睡眠浅,打游戏时尽量不开任何外音,他理直气壮地说:“就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祟。”

文月没有反驳。每天晚上12点多,她总要从床上爬起来,到儿子门口催促:“还不睡?”刘冠霖哀求似的望着她,手在键盘上没有停下来:“再玩这一局嘛!”有时候,一直到后半夜2点,她猛地坐起来——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。

老公翻了个身子,劝她:“就让他玩嘛!年轻人不都喜欢熬夜,一天到晚锁在家里,到哪里发泄精力……”

“他不在家倒好了,我宁愿装作不知道,眼不见心不烦。”文月说,双脚开始在黑暗中找鞋子。

刘冠霖把晚饭之后的时间当作“一天的开始”,他在电脑上不仅要耗尽头一天的精力,还会预支第二天的能量。每天上午的网络课程对他都是一种考验。文月连拖带拽,保证儿子能坐到餐桌上把早饭吃了,接着看他钻回到自己房间,开始上课——他是班长,对班里的大小事务都得上心。

至于听课的效果如何,文月感觉“不容乐观”——儿子上课的时候,她也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学生们讲课。这次疫情逼着他们这些中年人学会了很多网上的“新技能”,甚至有同事说热爱上了在网上讲课的感觉,“至少不用经常往学校跑了”。

但文月总觉得上网课效果太差,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——课间休息时,她走到儿子房间,经常见他趴在桌子上睡觉,而屏幕右侧“听课学生”列表里他的头像还亮着,像是在代替他听课。

每次文月批评儿子不听课,刘冠霖都会反驳说,他们工科的“上课”和文科的“上课”不一样,课程内容太简单,他早自学过了。文月不自觉把这种对儿子学习的忧虑也带到了自己的课上,讲课的时候唯恐哪个同学在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,她会时不时点名,喊学生回答问题。

刘冠霖读初中和高中时,文月和很多儿子同学的家长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。有时候闲下来,她也翻开一下朋友圈动态,“看看热闹”。她发现,身边几乎每个家庭都因为这次疫情在重新审视亲子关系。她常常羡慕好友饶老师一家其乐融融的相处模式——饶老师的女儿就在家门口的四川大学读书,平时乖巧听话,这次疫情在家里和妈妈一起逛街、买菜,母女俩还经常自拍,朋友圈的照片一发就是“九宫格”。

但大部分的家庭并不是这样,好几个母亲抱怨厨艺遭到孩子的鄙视,每天都在变着花样做饭,“孩子再不走,就真的黔驴技穷了”。前段时间群聊里盛传西南交大、西安交大开始返校了,众家长纷纷表示羡慕,说再不送走“瘟神”,亲子关系就要决裂了。有一个送走了女儿的母亲,在朋友圈将女儿拉箱子的背影和火箭升空的图片放到了一起,配文称:“金蛇一号”发射成功!神兽归位,从此丰衣足食国泰民安……

文月虽然也为儿子待在家里而头疼,盼着他早点开学,但一想到他走之后又要很久见不到,心里还是舍不得。她有时会不由自主向朋友夸自己的儿子长大了,回来之后经常主动刷碗、做家务,有时候刘冠霖说上一句俏皮话,会让文月开心半天。

老公虽然不常表达,但她看得出,儿子在家里他每天心情都很好。每次下班回来,他在门口换鞋子时,总会脱口而出:“儿子,老爸回来了!”他会快步走向儿子的房间,就像刘冠霖还在地上摆弄玩具的那几年一样,一脸兴高采烈的神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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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《少年派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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